推薦文章﹕坦誠之不易

作者﹕龍應台
摘於﹕《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有些非常具体的時刻，我強烈地以身為台灣人覺得羞恥。譬如打開新聞頻道，听見年輕的記者報道一個婦人因為怀疑丈夫出軌而下毒，毒死了丈夫和自己的孩子。記者的語气義正辭嚴，充滿自以為是的“法官”高姿態不說，他不斷強調這是一個“越南”婦人，她用的是“越南毒藥”，最后還要加上自己的評語，“這是典型落后國家的悲劇”。他口中的“落后國家”當然說的是越南。
　　一個“女人”，或者“人”，所犯下的普遍的罪行，在這個記者的眼中卻成為某一個种族，一個他認為“落后”的國家和“落后”的文化所產生的特別行為。台灣經濟的相對進步在他的世界認知里，已經轉化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
　　記者本身不自覺荒謬，社會也不覺得這种世界觀有問題，因為在媒体上，這种姿態，這种陳述，是常態。如果我們追問，這個記者的世界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這樣的態度會被一個文明社會所容忍？在這樣重要的公共空間里散播這种世界觀，會教出什么樣的下一代公民？追問下去，除了羞恥之外，我更覺得不安。
　　然而，一個年輕記者的無知幼稚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跟每天在電視鏡頭上出現，面目凜然而滿嘴謊言的政治人物比較起來，又算什么呢？和各形各色的統治者和統治政權寫進教科書里的半真半假而且還自成系統的世界觀比起來，又算什么呢？
　　蘇珊桑塔格在2004年12月28日過世了。嚴肅的女性知識分子，卻又如此長期地受到大眾傳媒的注視，成為有思想的男性的“性感象征”和“女性知識分子的典范”，桑塔格是极為獨特的。博學多才，而對公共責任又一肩扛起，也是一個罕見的檔案。在越戰的愛國情緒高漲中，她到河內去譴責美國，說美國是一個以“种族屠殺起家”的國家，“注定要沒落”。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她糾正自己對社會主義的浪漫情怀，使得左傾的知識分子對她強烈不諒解。到了1990年代，她更親自走進薩拉熱窩導演《等待戈多》，批判左傾戰友對于戰爭的態度缺乏道德擔當。
　　她似乎不怕任何爭議，在關鍵的歷史時刻，說出最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話。“911”事件才過兩周，美國人還在极深的駭异和哀痛中，電視上政治人物用宗教的語言控訴伊斯蘭暴徒，大談團結愛國，電視新聞主播和評論專家呼吁共同對外，整個美國沉浸在一种同仇敵愾的集体情緒中。在濃烈的民族愛國激情里，桑塔格卻發表了這樣的文章：
　　上周的殘暴現實和電視上公眾人物自以為是的欺騙簡直令人惊异，令人沮喪。媒体人儼然在進行一個愚民運動。這次的襲擊不是一個“懦夫”在跟“文明”、“自由”、“人類”或什么“自由世界”對著干，而是對一個自封為“世界超強國”的攻擊，是美國本身的政策和行動所招來的一种后果———誰敢這樣承認？多少美國人認識到是美國在對伊拉克轟炸？如果一定要用“懦夫”這個字眼的話，用它來描繪那些從安全的高空遠距离進行轟炸的人還比較适當，不能用來形容那些愿意犧牲自己生命去殺人的人。勇气是個道德中性詞，說他們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說他們沒有勇气……我們有個机器人似的總統，他告訴我們美國如何屹立不屈，公眾人物成群結隊地表態支持總統……對于真相的隱瞞不言，實在不配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民主應該有的辯論和面對現實真相的坦誠被集体治療所取代。
　　我們可以集体哀悼，但是別讓我們集体愚蠢。
　　在這樣集体激情的時刻，說這樣“不愛國”的話，桑塔格馬上被某些媒体指為拉丹和薩達姆的同路人，一個標准“叛徒”。
　　成為“叛徒”，桑塔格所做的也不過是堅持一种不媚俗、不討好主流民意的坦誠而已，在專制結构里，坦誠是勇气；在民主体制里，坦誠不只是勇气，還是智慧。